几乎是一阵风一样，他已经跑到了楼下，躲到宿舍楼一侧，紧紧贴着墙。
他的心脏剧烈地跳动，咚咚咚的，像要冲破胸膛，那是因为害怕，因为恐惧。
他刚刚跑得应该很轻吧？父亲应该没有发现吧？
时间在他耳边跳动，一分一秒漫长无比，他连探个头出去看看都不敢，就这么紧紧贴着墙，仿佛过去了一个世纪，才终于听到有人走出楼道。
路昭屏住呼吸，听着啪嗒啪嗒的脚步声走远，才敢往墙边凑了凑，露出一只眼睛一看。
父亲走远了，走出了大院。
压在胸口的无形巨石瞬间消失，路昭松了一大口气，腿一软，跌坐在了地上。
他的手还在止不住地发抖。
他害怕。
他以为自己成长了，可是当真正要面对这个噩梦般的人时，他还是止不住地恐惧。
那些难以忘记的童年噩梦中，父亲像一头暴怒的狮子，双眼猩红，拿着皮带、拿着扫把、拿着桌椅板凳，狠狠地往母亲身上砸，把母亲打得头破血流。
在这样的暴力、威吓、压抑的强权下，路昭大气都不敢出，畏畏缩缩地活了十几年，对父亲的恐惧已经牢牢地烙印在心底。
这刻进血肉里的烙印，不是短短两年就能祛除的。
只要一听见父亲的吼声，他就本能地头皮发麻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靠着墙坐在地上缓了好一会儿，路昭才终于把这些恐惧压下去，爬起来，跑进楼道，上了四楼。
家门口放着鞋架，他蹲下来，把最底层的每双鞋子都拎起来看了看，在母亲的一双旧布鞋下找到了家门钥匙。
他拿起钥匙打开家门，推开门进屋，入眼就是满目狼藉。
母亲背对着门倒在地上，手脚都被布条绑着。他身上穿着夏天的短袖短裤，裸露出的手臂和小腿全是青紫和血痕，而且两条小腿不正常地扭曲着，好像断了。
路昭赶紧把家门关上，跑过去蹲在他面前：“妈妈，你怎么样？”
听见这一声“妈妈”，地上躺着的雌虫倏然睁开眼睛。
可当他的目光触及路昭时，黯淡了一瞬。
而后，他才仔细看了看面前的路昭，怔怔的：“……是阿昭吗？”
路昭鼻子一酸，差点掉眼泪。
他点点头，赶紧给母亲解开了手脚上绑着的布条。
“你怎么回来了？”母亲轻声问。
“林老师打电话告诉我，说阿庭没了。”路昭把书包背在胸前，然后把他背在了背上。“妈妈，我们去医院吧，你的腿好像断了。”
“去、去城西派出所。”母亲伏在他背上，说，“阿庭还在派出所……”
“我先把你送到医院，然后就去派出所。”路昭背着他刚想出门，又转身回去，把家里的户口本和母亲的证件全都拿上。
在这个装证件的纸盒里，还有父母的两本结婚证。
路昭的手经过这两个小红本时，微微一顿。
可很快，他就伸手一把抓起这两本结婚证，全部塞进书包里。
母亲伏在他背上看着，并没有出声阻止。
路昭背着他，把家门带上，钥匙揣在兜里，飞快跑下楼。
县里只有一家人民医院，在平江对岸，路昭只能先往城中心跑，从松明大桥上过去，再往东一公里，才到达医院。
这年头，大家有个小病小痛的，都去小诊所看看，随便开点药吃。能来医院的，都不是什么一般病症，因此路昭即便挂了急诊号，仍等了好一会儿，才排上他们。
急诊医生给他们看了看，就开了单子叫他们去外科做手术。
对雌虫来说，骨折并不算大病大灾，身体素质好的，天就能恢复如初，即便身体不好，三天也能出院，半个月能恢复得差不多。
路昭把母亲送进手术室，自己去办住院手续，交完三天的住院费用，才匆匆离开医院往城西派出所去。
穿过松明大桥回到主街上，往西走个几百米就是城西派出所了。路昭走进去，同值班民警说明来意，拿出证件登记了信息，对方很快就把写得满满的表格递给他：“签个字。”
路昭一看表头——遗体认领确认书。
上面写了路庭的体貌特征、年龄、死亡的时间、地点，还有法医验尸结论——溺亡。
“这个表呀，早都写好了，前几天你爸爸来过一次，但他不肯出殡仪馆火化的费用。我们的规定是，从派出所认领出去的尸体，不允许领到殡仪馆以外的地方，所以没让他领走。”民警说，“请你理解一下，这规定也是为了维护社会治安。”
他谈论着这些，仿佛死人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
对于一线办案警察来说，确实已经见惯了死人，可对一个普通家庭来说，失去一个家庭成员却是巨大的打击。
路昭抿着嘴，沉默地在表格上签了名字。
民警说：“那我就打电话给殡仪馆了？小伙子，你身上带着火化的费用吧？”
“火化”两个字再次让路昭一颤，他咬了咬嘴唇，点点头。
民警打了电话，等殡仪馆的灵车开进派出所大院里，才带着这些工作人员和路昭，一起去停尸间。
路庭被装在一个小小的裹尸袋里，被法医从大冰柜里拎出来，放在殡仪馆的小推车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