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章 安定
“哦。”戈达罗的眼睛眯成一条线，对着朋友露出善意的笑容。加尔早就在他的脑海里种满了鲜红色的花，血管在搏动，神经传输信号，仿佛在花丛中不停地交合，他们一直在做爱，但无人知晓。他的意识不断地散发甘甜的香气，加尔这么总结道。
此时，莫拉夫又挑了一杯酒，化学分子相互融合、反应，升腾起气泡：“外面还在下雨吧？总是潮湿。如果尝到了酸味，一定是雨水的错，不是我手艺的问题。”
“是啊，从我回来到现在，不停地下着。”戈达罗呈现出微醺的神色，耳根发红，“没完没了地下。”他琢磨应该买一处什么样的房子，隔音效果要好，在高层；积蓄大概能够支撑他买下快要破产的运输公司，以后就做这门生意，还能帮衬莫拉夫；加尔，加尔，收敛一点，不要再刺激他的敏感带……加尔，加尔。
他亲昵地在意识中叫着。那只玫瑰一样的幽灵同样亲热地回应，包裹着、吮吸着大脑皮层，在他的身体里重新掀起一场粒子风暴。
实不相瞒，如果不是身体出了毛病，我是这辈子都不会抛下乐队的。很可惜，最近我什么都唱不出来、什么都弹不出来，像困在水中的蚂蚁，使劲转着圈，但哪里都走不脱。朋友们劝我，算了，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我们等你回来。
听了这话，我非但不觉得感动，反而生出一种浑身颤栗的厌恶。
一定是错觉。我往行李箱中塞东西，邻居在打孩子，叽里呱啦一顿叫喊，似乎是弹不好钢琴，浪费了钱的缘故。其实这些房子的隔音很差，从一开始住进来，我就发现了，因此我从不在这里练习，有时候隔壁闹得太厉害，我就会过去敲门。这不太管用，小孩对钢琴深恶痛绝，我也是，可那些声音还是不断地响起。房东基本不理事，除了钱，他毫不关心租客们的关系。
我并不是自小就对乐队感兴趣，也没得到什么正经教导，瞎玩，没有目的、没有未来的年轻人都这样，过一天是一天。白天我在快餐店值班，忍受喋喋不休的顾客，晚上就去酒吧。老板从前也浪荡，结婚后收心了，靠接济红不起来的人满足自己的梦。时过境迁，酒吧的客人慢慢多了，可乐队该怎么样，还是怎么样。有时候来了一些大胆的男女，凑过来请我喝酒，我不要，说伤嗓子。
嗓子是很重要的，尤其对可能一直得不到出头机会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一种投资，包赚不赔。事实上，我，或者说我们，差点就能登上万众瞩目的舞台，那次有个中年男人看上了我的脸，只要我答应，就“前途无量”。当然，我拒绝了，但或许不是我们，有人蠢蠢欲动，我能察觉对方的眼神。
虽然吵架之后我假装无事发生，待在乐队里直到疲惫感强烈到无法克制，但我非常讨厌这样的自己。
医生表示我的状况符合一类神经衰弱病症的反应，太时髦了，我没想过自己会是个病人。我拿着一大袋药回家，搬家那会也将它们塞进行李箱的外层，头几天确实昏昏欲睡，后面就习惯了，吃糖一样，但我还是没办法接触音乐，脑子一片空白。
无聊的时候，我只好坐在窗边看风景，一些深色的鸟频频出现在视线里。我依稀记得，那次我和同伴差点闹翻，演出后坐车不知道去了哪里，路边的树上就停满了这样的身影。
搬进新房子是这段时间唯一一样令我感到有些高兴的事情。房东是个梳着发髻的女人，眼尾有皱纹，可她的气质比外表更老，是沉淀了太久，让人一看就心里沉甸甸的感觉。她让我喊她“惠姨”，有一次我在楼梯间撞见她，她刚从天台下来，手里提着粟米、小米之类的混合物，嘴唇抿得很紧。
“……是我的儿子。”惠姨看穿我的好奇，“很乖的，一点都不吵闹。”
我没见过其他人，说实话，这栋小楼里好像只住了几户人，惠姨在顶层，拥有最广阔的视野和阳光充足的天台；我住在下一层，太阳西斜的时候卧室有点闷热，好在装了空调，水电都挺便宜。房租也不贵，但惠姨似乎很挑剔，当初我登门拜访的时候，她正好送走另一个有意愿租房的人。
等我说明来意，她仔细打量了一阵，又询问我的生日，如果不是为了早点找到地方落脚，加上这地方确实宽敞，我才不会说这么多。不过她非常和气，对我点点头：“嗯，你随时都能搬进来。”
她不像有孩子的人，好吧，这话从我嘴里说出来是在太怪了，我没谈过恋爱，没结婚，更不可能养育后代，居然这么大言不惭——但我就是这么感觉——惠姨的身体不太好，有一晚差点在楼下晕倒了，是我送她上楼的。她家门前只摆着女人的、非常老气的布鞋，鞋面绣花，惠姨说都是她自己做的。
趁天气好的时候，我将被褥都洗了，房间的窗口不大，晒不来这么多，所以我向惠姨提出是否可以挪到天台一角，就两张被子，不多。她答应了，其实我隐隐察觉，她对我有点不一样，像注视着某种引人入迷的东西，她看着手中的食粮的感情，与看着我时相差无几。我抱着被子，气喘吁吁，终于把它们摊开在晾晒架上，视线里除了平整的地砖，还有缝隙里散落的粟米，皮已经干了。
于是我猜测，惠姨口中的“儿子”，会不会就是一些宠物？如同京城的老大爷养鸽子、养八哥，她也养了，不过我没在天台找到笼子之类的东西。又或者，她只是享受喂食的快乐，像做善事，身体差的人常常落入这样的“陷阱”，大慈大悲观音菩萨，吃素、放生、诵经，只求早日康复。
虽然我无意探究，但好奇心人皆有之，况且惠姨的确十分爱护我，有时候煮多了饭菜，会送给我一份。她的手艺很好，令我不禁生出一丝羡慕：如果她是我的妈妈，该多好啊！二十多年前，我看着孤儿院里的老师，也曾有过类似的感慨，这是像我这种被抛弃的人的通病。
直到现在，我依旧没有亲眼见过惠姨的儿子，白天或夜晚，都没有。她也神出鬼没，布鞋踩在地上近乎无声，若不是她在楼梯上喊我，我肯定无法察觉她正从那里走过。
“今天又不好好吃饭？”她不认同地盯着我手中的外卖盒。
我下意识想把东西藏起来，注意力又被她袖口上一点污渍吸引。惠姨意识到了什么，低下头，片刻后又抬头看我，笑吟吟地说：“最近有点调皮了……小孩总是这样，叛逆期。”
无论惠姨是否生育了孩子，是人是动物，还是不存在的概念，我并不关心，但她的口吻和笑容总给我一种莫名其妙的不安感，非常强烈，一瞬间就从心底涌上来。过了几分钟，我回过神：“哦，好的。我先走了。”
“明天来我家吃饭吧。”惠姨反而叫住我，“孩子大了，不喜欢吃零食，我现在经常下厨，很容易就超出正常分量。”
我本想推辞，可傍晚的光犹如被谁倒了一碗血，洋洋洒洒，倾泻在窗前。惠姨就站在那片鲜红中，直直地看着我，我忽然什么都说不出来了。她立即当成默许：“大约七点，过来吧，经常吃外面的东西，很容易得胃病。”
她果然像个慈和的母亲，回家后我想了很久，赴约远比我想象得更困难，我几乎没有和长辈相处的经历——孤儿院的老师是职责所在，她们的善意是有代价的——我离开那里太久了。
第二天夜里，我从百无聊赖的梦境中醒来，午睡是伤人的，令我头昏脑涨。不过时间正好，我开始往顶层走，灯光闪烁，大概是电压不稳的缘故。
这栋楼有点年头了，地方很偏，据说从前还发生过事故，所以惠姨以低价将它接手了，真叫人嫉妒。不像我，没有固定的落脚点，偶尔我会感觉自己像一只鸟，无依无靠，当我离开乐队，这种孤寂更加凶猛到不能压抑。